法治與態度：政府無能的藉口?（莫乃光）
■上周楊偉雄批評網絡召車平台Uber在香港提供服務時，沒有採取在新加坡與政府合作的態度。（資料圖片）
上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上任滿月與傳媒茶敍時，被指一改之前態度，批評網絡召車平台Uber在香港提供服務時，沒有採取在新加坡與政府合作的態度，才致鬧得不愉快，而且Uber至今也未解釋為何在港採取與新加坡不同的策略；楊局長還說Uber在挑戰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認為不應先犯法、後修例。
局長這番說話究竟該如何解讀， 我們也不能排除「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可能，但公眾人物特別是政府官員的問責言論，說者也必須特別小心。首先，若說Uber至今未解釋為何在港的策略與在新加坡的不同，說不定Uber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指控？
與其指摘人家在星港兩地的兩種態度，不如先比較星港兩地政府的不同態度？Uber進入新加坡市場比進入香港早，它們在當地與政府關係如何、對政府有沒有禮貌，我不得而知，但新加坡政府確實於去年底至今年初的大半年內，兩度就共乘、取酬等修法，容納Uber及其他競爭者。
在香港，除了警方在的士業界既得利益者施壓下，於8月高調拘捕多名司機與Uber職員外，政府做過些什麼？警方連檢控亦未提出，運房局拒絕商討汽車共乘或放寬出租車許可證的申請，只肯在全港公共運輸諮詢中，提議過時和「牛頭唔搭馬嘴」的豪華的士，漠視市民對的士服務的不滿和對共乘服務的需求，而且諮詢講明將需時兩三年，到時究竟是什麼世界？
我於今年9月曾經協助Uber要求會見運房局，討論它們在海外的經驗，以及如果香港考慮修例，可以向什麼方向研究。但當局拒絕了，只肯與其他的士召喚應用公司見面討論，說是避免在執法行動後令人誤會，但相反亦可視為未審先判。
無論如何，結果運房局副局長與Uber以外的士召喚應用公司會面的內容，也只不過涉及政府提出的全港公共運輸諮詢內容，難道政府要把Uber連公開諮詢都要拒於門外？
如果行使公權的政府批評一個私人企業或個人的態度，並排斥於門外，這已不是態度和量度的問題，而是關乎公平原則，政府把一個公共政策問題的責任推卸向一家私人企業，尤其是一家外國公司，實在是對營商非常「倒米」的訊息 。
說到法治，更是莫名其妙。如果Uber犯法，大家希望當局會盡快檢控，即使將來要修例，無論放寬或加強禁止，都可以弄個清楚；但當局只繼續容許其天天繼續犯法，談何法治？顯然，整個政府已經給梁振英「不守法就是破壞法治」的思想佔據，把「法治」一詞當作當權者的政治工具和掩飾自己失誤的萬能key，漠視法治觀念中最重要的是監管公權力不受濫用，讓人民在公平、有效率的社會環境下生活。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公共行政學者Deborah Stone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政府實施公共政策的四大目標是平等、效率、安全和自由。我們不難看到，現屆香港政府推行大多數政策時，在這些方面都不及格。
公眾期望創新帶來社會變革，當中當然包括所謂破壞性的創新，挑戰原有的商業模式甚至法律規限。可惜，本來社會期望的創新者，希望他能改變政府，結果卻被這個政府改變了。也許，這正是改革者的哀歌，亦是喚醒我們的鐘聲，如果不改變這個政府，實難望社會和經濟可以有什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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