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杜志挺）
言論自由的目的在於保障民主文化，這個文化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包括集體的自我約束。科技發達到底是約束了言論自由，還是釋放了言論自由？
傳統的言論自由，主要是思考如何讓個人有公平的參與機會，因為媒體通常由少數人掌握，因此需要保障個人有足夠的能力參與資訊的產生、改變和分享，所以在政治、文化、經濟等層面，都需要為弱者提供合理的保障，這種保障允許弱方不但扮演資訊的接受方，也可以扮演表達方，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不可以不給我機會表達意見」。
重點在於避免限制參與
另一個保障就是允許弱方可以引用（事實上很大程度是挪用）他人的資訊，藉由引用、批評、修改、轉化、附註、仿製、創新原有資訊，人們相信這樣的過程可以創造民主文化。Thomas Emerson在他的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1970）中認為，這樣的文化系統可以延伸至政治系統，然後保障自由，Internet顯然早已解放這種思維。Internet允許個人創造、散布訊息，互動式的資訊交流更是輕而易舉，資訊挪用自然發生。Internet上的弱者和強者和真實世界大不相同，許多強者是意見領袖，但不見得是社會精英，也不見得把社會帶到更良善的地方。在香港，Internet上沒有需要強調去保障言論自由，要顧慮的反而是過多資訊導致資訊接收方的專注力不足。
Internet上的箴言「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在大數據的年代，這個「走過」可以非常廣義。不僅是在Facebook講過話、放了張相片，還包括相當廣泛的層面。舉例來說，Apple和Google都開始提供音樂的串流（streamline）服務，串流服務最厲害的地方是對什麼消費者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喜歡聽什麼音樂和不喜歡聽什麼，都清楚地記錄下來，加上其他服務，像電影、球賽、聊天室等等。
在大數據年代，廠商對你的了解可能比你對自己的了解還多，所以大數據年代言論自由的重點不在於鼓勵個人參與，而在如何避免政府、大型企業或互聯網站限制了個人參與，當個人有了充分的參與機會後，隱私的問題反而變成較為嚴重。
侵權法（tort law）在大數據時代並無法有效保障隱私，因為根據著名學者William Prosser認為，侵權要成立有四種情況：
1.Intrusion upon Seclusion。Seclusion是「隱居」的意思，就是侵犯了隱居、隱藏的人或物。隱居是個前提，因為這些被侵犯的訊息必須是被隱藏的，才有侵權的概念在。如果這些資訊是一些公開的資訊，就不能申訴為侵權，例如某人在Facebook上載了他參加了一個party的消息，這消息就不能再被認定成是個隱藏的訊息。在大數據的世界，很多新的資訊是根據拼湊了既有片段資訊而得知，既然原有資訊不能算是侵權，新資訊也就不算侵權。
2.Public Disclosure of Private Facts。這個公開私人資訊的行為，必須造成某程度的傷害，才有侵權的顧慮。這有兩個條件：第一是這個私人資訊的公開，對個人造成巨大傷害；第二是公眾對這個私隱的關心並不合法．所以不該公開，但是利用大數據分析所取得的資訊，只要沒造成巨大傷害，個人是很難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的。
3.False Light。「毀謗」是毀損或醜化特定個人的名聲，這種毀損通常是捏造的，但在大數據上取得的部分事實，再從曲解的角度作詮釋．對一般人所造成名聲上的傷害，是很難平復的。
愈來愈不重視保護私隱
4.Appropriation。大數據的世界「挪用」的行為會非常普遍，但在言論自由從某個程度上是鼓勵挪用，合理的挪用，可以增進知識的散布，這個界限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的範圍，反而是藉用別人名聲或影相獲利的行為會較難保障，因為如何計算獲利呢？單一資料本身可能沒價值，價值的產生可能因為連結了商品才產生，所以個人很難就資料求償。例如，信用卡公司賣了我的消費資料給餐廳，我的消費資料可能原來毫無價值，但加上餐廳的資料就有了價值，因此我就無法對信用卡公司或餐廳求償。
這樣推論的結果是：大數據的發展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既然沒有自由，也就沒有民主，所以侵犯隱私，根本不是個議題，反之，在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言論自由是受保障的，這個保障具有相當程度的延伸，延伸到一個程度可能侵犯到隱私。法律或藉由法律所開發的科技所能提供的私隱保護就很有限，這也間接促成現在的潮流：就是人們愈來愈不重視保護私隱．愈來愈願犧牲私隱來換取享用科技的方便，還有愈年輕愈不在乎私隱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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