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科局須重視大數據(算者)
在爭議聲中,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終於誕生了。可惜這些爭議聲大都沒有切中要害,大家都在辯論實施的方法而不是創新方向,真讓人無奈。
比如,有朋友問我,香港租金和工資很貴,是否不利創新?對此,我直覺地反問道:「你覺得矽谷的租金和工資便宜嗎?」其實,創新從來是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需要的是野蠻生長的土壤。人才、資金流向是競爭力的風向標。
舉例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兩年前勇敢地承認,當地政府的科技創新能力遠遠落後於業界,於是大力引進矽谷的人才,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美國政府亡羊補牢的效果非常顯著。
作為數據人,我認為創新科技必須有大數據作為基礎。例如美國政府年初公布了精準醫療倡議,投入2.15億美元開展新型醫療模型研究,因為現有的醫療措施大多是為病人群體整體設計,但很多療法卻不一定對每一個病人有效,基因、生長環境、生活習慣等都會令療法和藥物的效果不盡相同。為了發展個性化療法,有需要收集大量病人的健康數據,並進行深度分析。
開放面臨三大難題
美國政府甚至建立了一個百萬人以上的病人志願者群體,以便收集資料,在加強保護病人隱私的同時,擴展了政府和私人機構的合作,以便共用資料和其他資源,加快取得研究上的突破。
須知道,政府和社會的數據開放過程殊不簡單,面臨着三大難題:
一、數據開放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實施,重複建設會導致整體效率降低,缺乏統一的開放格式亦令關聯能力薄弱,同時各部門也未必有足夠的技術水準和意願來實行。
二、若交給任何一家私營企業去做,那麼公平性和公信力就會出現問題。不光其他同類企業有意見,就算是數據的使用方,也會擔心中途出現變故。
三、交給學術或科研單位去做也不現實,因為大數據的開放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對所有數據的使用方負責,大量創業公司的商業模式和生死都綁在開放的數據上,所以對技術水準和系統建設能力都有很高要求。
對於數據開放,全球各國政府各師各法,較為積極的要數中英美三國,方式也不盡相同。共通的是,初始的驅動力確實要依靠政府支持,但有不少問題都存在變數。
所以,回到特區政府創科局的問題上,我擔心的是,舊有的政府架構如何應對指數級變化的科技發展,又如何快速捕捉危機中轉瞬即逝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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