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專家劉大偉千辛萬苦找原生植物：每個標本都是無價寶 (張綺霞)
香港地方雖小，卻有約250種珍稀及瀕危植物，當中一些更以香港命名，是別處少見的原生品種。這些年來，本地植物學家都持續觀察它們的生長狀況，確保沒有人干擾，同時採集部分植物作標本，供研究及教育，讓更多人欣賞它們的美，當中包括中大的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團隊。
最近他們抽取20個原生品種的標本、墨線圖及照片，結集成書，其中15個都是難以在野外尋獲的稀有植物。領導團隊的館長劉大偉（David）博士笑言，書中的植物相、陳舊的標本等，看似平凡，其實每一頁都包含植物學家的無數心血。千辛萬苦，才能與珍貴植物碰上一面，幸運地遇上其繁衍昌盛，長出最美的姿態，才能採集部分作研究，「每個標本都是無價寶」。
中大胡秀英植物標本館館長劉大偉攝於工作地方，桌上是珍稀植物標本。 （吳楚勤攝）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內收藏了大量本地原生植物的標本，許多已有數十年歷史，David詳細解釋：「原生的意思是一個植物品種在此地生存了很久，甚至在人類於此聚居前已經有，但一般來說，至少是生存二三百年，並出現多樣化品種，整個生境很自然，和附近的動植物是互相依賴生存，關係很穩定。」
最近他們挑選了其中20個品種結集成《香港原生植物圖鑑》，讓人更認識植物分類與鑑定的工作。到深山尋訪難得一見的植物，聽上去很浪漫。從事這方面工作多年的David卻苦笑指其實很辛苦，「雖然我對植物也有熱情，但當走入山中，被紅火蟻咬腳、曬到死、手被蚊針到豬手一般，那刻只想快些離開。野外調查不是別人想像的舒適。」
一些本地品種數目少，難以尋獲，每次他都會跟漁護署的專家一起出動，他們已經做過多年調查，知道每個品種大約的分布地點，「都是在深山野嶺，很少人去、少受干擾的地方生長。」他們走在沒有路的山林，有時要手腳並用，但他說不難應付。「每次出發前我們都確保路線是安全的，如果真的長在懸崖上要爬下去才能觀察到，寧願不讓團隊去冒險。」
標本不能隨意採集，有時碰上非常稀有的品種，但只有兩三棵，「我們寧願不採集，不影響生態。」旁邊的植物，他們亦要小心不踩壞，「樹蔭或其他植物，都是天然地保護着它，盡量不要打擾太多。」就算已經有十多棵，亦要探訪多次，等到其長成最佳狀態，「要開花或結果，不曾因風吹雨打而破損，或者受感染患病，才能成為標本。」
團隊繪製的香港過路黃墨線圖及實物相片，前者更能清晰讓人觀察到植物的外貌特徵。（受訪者圖片）
重裝上山採標本
在酷熱天氣下，他們仍要帶着沉重裝備上山，例如枝剪、望遠鏡、標本夾、望遠變焦鏡頭相機。「我們要觀察樹頂的葉脈、果實的表面紋理。」加上一般登山物資，長時間走在崎嶇山路上，一點都不輕鬆。有時調查遇上大雨，全身濕透，會冷得發抖，但等到雨小一些又要面對另一問題。「蚊子立刻衝出來，你又不能隨便離開，因為天氣仍惡劣，怕有山泥傾瀉。」可是每次看到珍貴植物盛開或結果，甚至採到理想標本，他覺得一切都值得。
採集到標本，他們會先夾在數層報紙中吸濕，笑言這方法看似落後，其實很有效。「哈佛大學也是這樣做」。然後放在瓦通紙板中壓實，放進標本夾拉實帶子增加壓力，「特別品種如果不立刻夾好，花瓣就會皺起，不夠漂亮。」
標本拿回實驗室，定型後放在乾燥機數天，等其水份抽乾，然後黏在紙上，用針線縫好固定，乾後壓實。再殺菌，以及放在零下31攝氏度的凍櫃中數天，將裏面的蟲子和蟲卵殺光。然後就開始植物分類和鑑定工作。
如果發現了新品種，他們會先記錄和描述特徵，利用墨線圖繪畫植物的外觀和解剖結構，比單純用照片更能讓人看清其特徵和紋理。他們亦會留下花粉，在電子顯微鏡下記錄其立體外貌，每一種植物的花粉形狀都是獨一無二的，有些如種子，有些如珊瑚，表面紋理各有不同。
除了做植物鑑別和寫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亦舉辦教師訓練工作坊。（受訪者圖片）
標本拿回實驗室後會放在乾燥機中數天，等其水份抽乾。（吳楚勤攝）
名字有法律效力
接下來他們會用化學或基因做鑑定，找出與其他植物品種的親緣關係，「從基因相似度，可以了解其生境的變化和遷徙路徑。」然後賦予植物品種一個獨一無二的拉丁學名，每個名除了包括所屬品種、名稱，更有作者名，受國際認可。「名字是有法律效力的。」隨後才方便其他科學家繼續做品種的保育、生態、基因、藥理等研究。
為何科學家那麼熱中找新品種？他指出：「新種有很多生態意義，如果一個科或一個屬中的品種出現了新分布，正顯示其進化的多樣性，填補人類對生態面貌認知的空隙。」他舉例說，新種可能帶有對治療更有效的化學物質，或者更能適應氣候變化，幫助人類更好應對日後危機。「植物研究能幫助人類可持續地利用這些天然資源，找方法與物種共存，不要讓其滅絕。」
香港早期原居民
香港原生植物大約有二千多種，標本館儲存了當中三分一資料，有不少以香港命名的品種，是因為它們的標本最早在香港採集，和本地原始生境密切相關，未必都屬於瀕危，鄰近地區都有其蹤影。例如香港鷹爪花，就是1840年代於銅鑼灣採集，香港大沙葉則最早在跑馬地採集，難以想像如今高樓林立的銅鑼灣，在接近200年前是茂密叢林。「它們才是香港早期的原居民」。至於香港獨有的品種，如香港細辛、香港蛇菰，這次未有收錄，他打算未來推出新一冊時包含其中。
有份編寫《香港原生植物圖鑑》的劉大偉團隊成員，（左起）王天行、劉大偉、李敏貞、王曉欣。（吳楚勤攝）
在這麼多稀有品種中，他對土沉香的感情最深，「從前香港種滿土沉香，據說名字中的『香』正因這植物而得來，有豐富藥用價值，亦是本地重要的次生林品種。但近年非法砍伐嚴重，雖然沒有正式統計，就我所見，大棵的土沉香有一半已被砍伐，心中都不是太舒服。」因此他近年花了不少心力做土沉香研究，採集花粉，拍攝傷口狀況等，希望留個紀錄。
香港在二戰時曾大量砍伐原生樹林，作為作戰資源，甚至是燒掉山林，以降低敵人匿藏機會，戰後山頭一片光禿，政府為了盡快恢復原貌，在五六十年代大量種植外來樹種，如台灣相思、紅膠木、桉樹。雖然他們有效地固土和綠化，但他表示，從生態角度看，外來品種總不及原生品種好。一些外來品種更如惡霸，搶奪資源趕走本地品種，「例如桉樹、微甘菊，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影響其他物種生長，又如白花鬼針草，就算是本地品種的鬼針草也會被它對付，導致長得不好、種子不發芽。長此下去，環境物種更趨單一，生態環境很不健康。」
而原本依靠原生物種生存的本地動物也會受影響。「森林愈多品種，各自在不同時間開花結果，動物一年四季都能有東西吃。如果只有一個品種，就如樓下只得一間餐廳，餐廳一倒閉，所有人都只能餓着。本地品種優勝之處在於其與環境的關係很穩定。」可幸的是，本地有接近四成的郊野公園範圍仍以原生品種為主，「如今無論是政府還是非牟利機構，都很有意識重新種植原生品種。」
大眾常對外來品種趨之若鶩，他希望透過出書讓人更欣賞本地原生品種的美。最近路邊的樹木常出現一個二維條碼標籤，讓人更了解該樹的品種和生態，這些資料正是他所寫，日常標本館亦舉辦不少教育活動。他表示希望大眾能多認識，多欣賞本地生態，「希望能改變他們對植物的態度。」
劉大偉與團隊不時舉辦教育活動，啟發學生對植物的興趣。（受訪者圖片）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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