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創科借鑑外國經驗（梁天卓）
上星期在這裏提到，希望政府在推動金融業的創科時可先考慮放寬眾籌（crowdfunding）在法律上的限制，不料財爺在上周三的《財政預算案》便立刻提到眾籌，並指他「在去年成立的金融科技督導小組，與業界、科研和相關監管機構共同探討本港的發展方向，並提出一系列建議，創造合適環境，推動金融機構和各地專才在香港研發和應用金融科技」。財爺並且承諾會「積極跟進」。
我當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不會就這樣扮「成功爭取」。不過，既然財爺在預算案內花了不少篇幅談創科，就讓我也繼續在本欄扮爭取吧。
在談到如何改善start-up（初創企業）的生態環境時，財爺繼特首的《施政報告》後，再次提到會成立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的科技start-up。
以色列富成功經驗
其實這種以配對形式引入外國的風險投資基金不是特區政府所獨創，不少地方在這方面已有多年的經驗，其中以色列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更成為不時被引用的成功例子。
1992年，以色列政府用了1億美元的公帑成立了Yozma Venture Capital Ltd。與創科創投基金的運作模式相近，Yozma會為外來的風險投資在以色列的投放，作出一定程度的配對投資。
從Yozma成立（1992年）到它被私有化前（1998年）的6年裏，Yozma投資了10個不同的風險投資基金，總共吸引了2.6億美元的私人投資（亦即10個基金的總值為3.6億美元），這些基金亦投資了超過150間國內的start-up，當中有超過一半的start-up最終上市或被收購，投資成功的比率算是十分之高。
除了直接引入外來資金外，Yozma的出現亦帶動了其他私人風險投資公司在當地的投資，這些沒有Yozma參與的私人風險投資總額，由1992年的2700萬美元大幅上升至2000年的27億美元。有見及此，不少國家如紐西蘭和俄羅斯都曾向以色列取經。問題是我們能否把Yozma的經驗在香港複製，這就要看兩地在政府介入前創科未能發展的原因是否相同。
吸引外國投資公司
在九十年代初，風險投資在以色列並不盛行。當時以色列只有一間還算活躍的風險投資公司，而不少當地的start-up都曾與這公司有過不少不愉快的經驗，故它們都傾向於從銀行那裏集資。問題是這些銀行並不專長於投資風險甚高的新興行業，於是對不少start-up來說向銀行借錢的門檻變得十分之高。
這樣說吧，當時以色列並不缺start-up，缺的是融資渠道。以色列政府為了吸引外來的風險投資公司，便規定凡是透過Yozma投資當地start-up的風險投資公司，必須是外資公司，希望借此引進外國風險投資公司在選擇及監督投資項目的經驗，從而發展當地的風險投資市場。
「港情」與以色列不同
相反，香港的風險投資市場其實早已十分成熟，無論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風險投資基金都為數不少。金融圈內的朋友跟我說，其實香港有不少風險投資公司，「錢從來都不缺」，只是這些基金絕大部分都選擇投資到內地的科網start-up，絕少聽聞有基金把資金投放在本地的start-up。
到底香港在創科方面的發展不足是由於沒有足夠多和好的start-up？又或是由於香港的風險投資基金都瞎了眼，沒留意本地那些創意十足的start-up？還是有其他原因？我不否定政府可以在創科發展上有一定貢獻，Yozma便是一個活生生的成功例子。
不過香港創科不發達的「港情」與以色列其實不盡相同，在沒有好好理解這些「深層次」原因之前，貿然複製以色列的模式極可能是另一項覆水難收的政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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