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與創港之創意共通（洪清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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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捐十億元資助青年創業和來香港教創業，說「真正的成功一定是改變自己；改變別人的事，請少做」；又說改變世界的事，留等總理、總統去做。現在香港佔中的青年，正興起一陣「創港」思潮，似要「改變別人、改變世界」。他這次似乎是對應這股思潮而來的。
「創業」和「創港」都是「創意」，都是把個人的能量變成集體的能動，在匱乏中昂揚掙扎前進，從邊緣走向中央、從異類變正統，過程中把不可能變可能、「虛有」變「實有」、匪夷所思變「新常規」。
相較之下，「創港」更加是創意無限的恢弘夢想，但似乎不合他的概念和議程，勸香港青年「請少做」。他把「創業」和「創港」對立起來，互相排斥，可能互耗；不但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原本可以共通原理和互濟資源的雙贏，可能變雙輸。他要創辦大學如這樣教創業，可能是「一條腿走路」式創業，自他的成功個案大不同。
改變自己 也改他人
「創意」、「創業」和「創港」都是奇妙詭異的人生旅程，共通處（不論主觀and╱or客觀）是「要改變自己，也要改變別人、改變世界」，缺一不可。馬雲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記得，他的創業歷程中是怎樣「改變自己，也改變別人、改變世界」的；他也因「改變別人、改變世界」而遭無數別人和世界反擊，遍體鱗傷。每當旁人艷羨地問他的成功感受時，他總是直言真象的正反面，「沒有你們想像中好」。
「創意」、「創業」和「創港」都是個人與群體、現實與夢想、現行常態與新常態的正反對抗、交流和融會、轉型，不可不觸動身邊、家庭、企業、市場、行業、社會、政府、教會、宗教、時代。「現存的」與「新生的」之間是一場場「改變自己與被改變、改變別人與被別人改變、改變世界被世界改變」的分合過程，生生死死，大喜大悲。
「創意」、「創業」和「創港」都是由「另類」個人開始，由生活現實出發，披荊斬棘、蓽路藍縷，把未知變已知、把不可能變可能；過程和結果誰也不能預知預見。
成功一在於個人的性格和稟賦；二在於大環境的自由空間，少禁區；三在於體制的「容變」和「促變」秩序和能耐。「個體、環境、體制」三者之中的重中之重是個人的實體性性格和稟賦。
容變促變 要有出路
現代世界五百年湧現的創意與文明，是中世紀的教會經院和修道院中一些人物別具性格和稟賦，為了宗教或道德、慾望或好奇，開始探索未知和禁區（有些是進去後才知禁區），既踐行又突破現實現象現狀。當時政教合一的大環境，沒有自由空間，他們冒天下大不韙，一代一代人接力創出自由空間和大環境，並且創出「容變」體制（開放多元社會、新聞自由）和「促變」體制（大學），一邊進步、一邊反思和調整。五百年間敵敵友友合力創出一波波的現代文明的科學與科技、政治經濟和人文價值（現在全球反思過度發展造成的自然環境和資本霸權問題）。
中國二百年前面對千年未有的大變局，1911年追上四五百年前西方階段，由五千年帝制變初期現代社會，1949年後歷史大躍進，要超越西方二十世紀。六十多年來前三十年全中國忙於趕超越、創意無限，但都是由上而下的集體主義的「舉國體制創意」（政治運動、大躍進和文革），唯心主觀自創世界觀和世界、意義和價值、思想和理論、標準和評鑑，「我」即真理真實；後三十年開放改革，開放禁忌禁區，起初十來年虛心向外面學習，以落後為發展空間，按國際標準亟亟於與世界接軌，一方面融入外邊世界，一方面發揮本身優勢，正式創出奇迹，但沒有學到絲毫多元開放反思。
近十多年中國似又「返祖」，回到「前改革開放」期，以我為主、睥睨天下，重立「他者」禁忌禁區，以主觀性代替、等同客觀性，已少如鄧小平二三十年前常問為什麼中國缺科技創意創新人才和產業，似視「自主創新」為必然和已然。
現在中國的「自主創新」仍不脫由上而下的集體主義的「舉國體制創意創新創業」，只空有經濟收益和應用科技的空間，這些空間的收益正遭「舉國體制政經權貴集團」掏空。由幾千年傳統到1949-79年的超現代再到開放改革這三十多年，「個體、環境、體制」三者之中，中國最缺是創意創新創造性人才；人才和產業卡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群己關係」，個人沒性格、不容有實體性、不能出頭。
「個體、環境、體制」三者之中，中國最大問題是不能創出「容變」體制（開放多元社會、新聞自由）」和「促變」體制（大學），不但不能創新，而且未能一邊進步、一邊反思和調整。
馬雲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個體、環境、體制」三者之中，利用「個體、環境」的條件，但受制於「體制」。「體制」不但是最宏觀的全國性總體、最高層當權人事，高官不能獨存，要上上下下十多二十層，一起生命的共同體。中國如今尤其如此，「體制」還有上中下游千百計的權力單位和人事，以及新近十多年興起的新舊媒體，再加市場競爭者，三方聯動，互相改變。中國的「體制」是「超現代」、「前現代」和「類現代」的混合體，馬雲創業受制於混合體，也不斷改變這混合體。
現代「個體、環境、體制」三者，香港最齊備。百多年香港在中國南方邊陲一隅利用中西交流的歷史潮流，開埠成為自由港，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歐美為腹地，亂世中成為避難所。這裏，個人得享實體性、大環境可以通全球、相對少禁忌禁區，有「容變」體制（開放多元社會、新聞自由）」和「促變」體制（大學）。「創港」是一邊進步、一邊反思和調整。
為求見效 不惜透支
港人、英人和華人及（世界各族人民）善用中外古今正反的主客觀環境和條件，創出一個「地產香港」，利己利人。香港地產價格，並不（單）是英人經營和政策使然，而是歷史和地理因素決定，反映在這裏一個乘載現代文明環境和體制的價值，方便中英政府及官民使用。
三十多年來，中國學治港，「中體西用」對港應允聽話者有糖吃，港人自主創新這也不准、那也不准，現在反指港人不思進取。「創業」和「創港」有人文共通性；中港關係、矛盾與問題，原可以矛盾統一和互補互濟，但目前政策和政治、文明和文化「行政化」，辦事人員但求一時一刻的「見效」達標，不惜透支政策和政治、文明和文化資源，不計後續後遺症和併發症。中港之間因出現問題而否定和質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而非創意由問題反思怎樣可以促進、深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至中國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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